仇恨重量与亲情褶皱——评王玉珏短篇小说《同框》

作者：周昕

王玉珏的短篇小说《同框》（载《当代》2025年第4期）以克制的叙事撕开了一个家庭被创伤冻结的横截面：女儿罗湖因女婿朱皓的过失离世五年后，六十四岁的母亲严加英突然学起驾照，这场看似突兀的“速成班”修行，实则是一场用方向盘丈量仇恨的倒计时。小说在跨国时差、家庭冷战与法律时效的多重张力中，剖开了创伤后遗症的复杂肌理——当时间试图抹平伤痕时，总有人固执地站在原地，用执念为逝者守灵。

故事的精妙之处在于将复仇计划包裹在日常褶皱里。楼管小瞿的两条语音消息，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揭开了严加英看似反常行为下的暗流。驾照在此处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道具：它既是合法上路的凭证，也是驶向毁灭的许可证。作者没有将严加英塑造成脸谱化的复仇者，而是通过细节还原她的挣扎——五年前庭审后砸向律师的iPhone 11，是愤怒的具象化；脖子上丝巾掩盖的瘀痕回忆，是母爱迟来的觉醒；学驾照时的VIP速成，是与时间赛跑的决绝。这些碎片拼凑出一个被悲伤异化的母亲：她的身体里住着两个灵魂，一个是操持家务的主妇，一个是等待裁决的判官。

家庭内部的“不同框”构成了更深层的冲突。丈夫罗宏亿用离婚协议切割关系，将“过去”二字挂在嘴边，他的冷静像一层蜡，封住了未愈合的伤口；儿子罗布夹身在太平洋两岸，既理解母亲的痛苦，又试图用多伦多的生活拉她走出泥潭。这种分歧并非简单的“原谅与否”，而是创伤应对方式的殊途——有人用遗忘自救，有人用铭记自囚。当罗宏亿将离婚协议放在茶几上时，那份文件更像一份免责声明：他要从“失去女儿的父亲”的身份中解脱，回归“鸿亿集团老总”的社会角色。

小说的情感高潮藏在莲花山公墓的那阵山风里。当严加英在女儿墓前崩溃大哭，那句“我和他两个，总得有一个过不去的吧”道破了执念的本质——仇恨不是为了毁灭对方，而是为了对抗被遗忘的恐惧。她攥在口袋里的驾驶证，与其说是复仇工具，不如说是与女儿“同框”的最后凭证。在所有人都急于“翻篇”的时刻，她选择成为时间的逆行者，用自己的人生为逝者锚定存在。

作者没有给出和解的标准答案，而是让每个人物都停留在各自的困境里。严加英最终是否会付诸行动，罗宏亿的离婚能否如愿，罗布能否带母亲离开，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，恰是现实中创伤家庭的真实写照。仇恨的重量从不体现为是否实施报复，而在于它如何重塑了幸存者的生命轨迹——有人用五年时间学会放手，有人用五年时间学会等待，而等待本身，已是最沉重的惩罚。

《同框》的叙事如同湖面的涟漪，从“考驾照”这件小事扩散开来，触及了亲情、法律、时间与记忆的深层褶皱。它让我们看见，那些过不去的坎、放不下的恨，本质上都是爱的另一种形态——只是这份爱，早已被创伤扭曲成了自我囚禁的枷锁。

周昕，1963年12月生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毛泽东文学院十七期高研班学员。曾在《湖南日报》《中国财经报》《年轻人》《参花》《海外文摘》《湖南文学》《当代》等公开刊物发表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和文学评论。散文《母亲》获全国大学生征文大赛一等奖；小说《短命碑》获《年轻人》杂志社主办的全国文学社团征文大赛二等奖；《远行》获湖南省红网论坛主办的“小康杯”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。